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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人丨姜波：时代亏欠了他，产业报国的“殉道者”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姜波，经济日报社高级编辑。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后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进修两年经济学。从事新闻工作30多年，先后采写新闻作品上百万字，七次获中国新闻奖，长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为研究生班授课。主要著作有《魂归何处》《惶者自白》《女性与犯罪》（与姜伟合译）《新闻大咖眼中的中国经济》等。
功成却未名就
产业报国的“殉道者”
采访本上的中国往事（选载）
如果问起王东升是谁？恐怕绝大多数人都一脸困惑。
企业家？曾经“教父”般的柳传志张瑞敏们，现在人们敬仰的任正非曹德旺俞敏洪们，以及互联网创业的马云马化腾刘强东雷军们，还有现在毁誉不一的“许皮带”“王小目标”们，哪个不是声威四方如雷贯耳？！没听说王东升张东升刘东升什么的。
如果有人告诉你，王东升是完全可以跟他们比肩的、应该载入史册的、功勋卓著的企业家，你一定会疑惑，这是哪方神圣？
王东升长年担任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有业界权威专家告诉我：别看一些人持续在媒体上不知天高地厚地自我美化，但在市场激烈竞争的大宗高科技产品中，中国真正完全掌握全部最先进生产技术并做成世界第一的，只有两个领域：一个是液晶显示，一个是光伏发电。
（尽管我国成为响当当的“世界工厂”，诸多产品雄踞世界第一；但其中不少产品、尤其是高科技产品，大都是依赖于别人的技术与专利。比如手机，我国的智能手机产品占全球60%以上，但每年需要支付高额的专利费；比如汽车，我国汽车产量连年居世界第一，但发动机、变速箱等，往往都是进口的；比如机器人，我国现在是世界上生产和使用机器人最多的国度，但其控制器、减速器、伺服电机等关键部件不得不全面进口；就连被一些小粉红们津津乐道的“新四大发明”之一的高铁列车，其少数关键零部件到现在仍需要从国外购买；等等。）
十几年前，液晶面板是我国继石油、半导体、粮食之后的第四大进口商品；而今，我国却成为全球最大的液晶面板制造基地。
这一历史性巨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得益于王东升的决断与坚韧。他带领京东方咬牙坚持、卧薪尝胆、浴血奋战、九死一生，历经十年，把我国液晶显示的技术水平和制造能力带到了世界的最前沿！
（当然，我国液晶面板的崛起，得益于各级政府和众多企业的不懈努力，像华星光电、天马微电子等企业也功不可没。但是，它们都没有京东方那般执着、那般坚韧、那般挣扎，最后那般辉煌。）
2012年7月，在京东方走过十年的漫漫长夜、即将迎来黎明曙光之际，我和鲍晓倩记者采写了长篇报道发表在经济日报上。文中引用了民族英雄文天祥的著名诗句，“从今别却江南路，化作啼鹃带血归。”
王东升就是中国“产业报国”的“啼鹃”！披荆斩棘，伤痕累累，百折不挠，忠贞不渝！
如今，京东方以16条生产线傲视群雄。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显示器、电视等五大应用领域显示屏，出货量和出货面积均位列全球第一，成为苹果、华为等知名品牌的供货商。
在合肥参观李鸿章纪念馆时，王东升流泪了。产业报国是一条多么艰辛的路程呀！王东升坦言自己身上有一些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情怀。
在我陆续几年的采访中，王东升多次热泪长流。
“‘产业报国’是我们那一代人的梦想！”
王东升的热泪，流给北京电子管厂，流给那一代产业工人。
1992年国庆节前后，王东升多次厂门口徘徊。是去南方那家公司的高薪岗位，还是留在企业里当厂长？
1956年10月投产的北京电子管厂，是苏联援建的156个重大项目之一，设计年产1220万只电子管，是当时亚洲最大的电子管厂，隶属于军委总参通信兵部电信工业局，也就是国营774厂。
要知道，在“一五”期间，全国电子工业投资总额为5.5亿元，而北京电子管厂的投资达到了1亿多元！
那时多么高光的时刻！
然而，就是这个北京酒仙桥电子城的地标企业，由于种种原因，后来错过了半导体取代电子管这一技术迭代的历史性机遇，日益走向衰落。
1万多在岗工人，4000多退休职工，主业衰落，每年亏损几千万元，职工医药费都无法报销，技术骨干纷纷外流，工程师的工资比附近酒店的清洁工还低……
10年前大学毕业后就进厂的王东升，此时已经是北京电子管厂的总会计师了。而且，就在一个月前，35岁的他又被突击任命为厂长。
这是一家挣扎于破产边缘的大型国企，自己有能力止血回天吗？而南方那家企业开出的薪水实在诱人……被任命后一个多月，他都没有上岗。
面对纷至沓来的劝留的人们，王东升要求给一个留下来的理由。人们说千道万，王东升都不为所动；但是，老厂长击中了他的“软肋”：“你就忍心看你师傅下班后戴着墨镜去菜市场捡烂菜帮子吗？”
王东升流泪了。“这是一代为共和国经济大厦奠基的产业工人。他们不应该被时代抛弃。人不能忘本忘恩。”
争取到充分经营自主权的王东升终于上岗啦（为了避免破产，上级机关选择了相信王东升）。
首先是找钱，因为流动资金已经断顿了。可是人家银行一听是北京电子管厂，根本不给贷款。
没办法，王东升带头拿出5000元，号召管理层和员工筹集资金。最后，2600名员工筹集了650多万元人民币，那可是当年的“救命钱”呀。王东升又把办公楼简单装修出租，挣点儿“零花钱”。
企业接到的生产任务不及当年的十分之一，大部分工人们没有活干。王东升下放权力，25个分公司自谋生路，为挣钱是“八仙过海”：营养保健茶、爽口液、北京烤鸭、出租车、保洁清扫、制冷设备、节能灯…
“那真是生死存亡一瞬间呀。”
20年后，王东升把退休的一些老职工请到位于北京亦庄经济开发区的京东方新厂区。这些当年北京电子管厂的老工人们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一个个热泪盈眶。王东升跟着他们一起流泪。
把一个濒临破产的大型国有企业改造成白热化市场竞争中的全球行业老大，王东升居功至伟！
合肥京东方10.5代线
王东升的热泪，流给自己和董事会一班人，那是一次赌博式的决策。
王东升上任一年后，企业就扭亏为盈。在彩色电视机大规模进入中国普通家庭的背景下，通过与日本旭硝子合作生产彩色显像管的玻璃原料、与台湾冠捷合作生产显示器、与松下合资生产彩色显像管，业务范围不断拓展。而且，千方百计地争取到债转股方案的实施，并且正式改名为京东方， “小日子”过得相当不错。
但是，王东升心里却很很清楚，这只是求生存的权宜之计。主业发展前景不明，企业的大船航行在波涛汹涌却没有航标和海图的大海上。
“自1947年晶体管诞生以来，电子器件进化史就是半导体技术替代真空电子技术的历史。技术迭代对于企业发展至关重要。”这是王东升对当时全球电子行业发展方向的基本判断。
（王东升一直感恩这北京电子管厂简直是一所工科大学。财务专业毕业的他，进厂后被安排到技术、工艺、管理等岗位摸爬滚打了好几年，为日后驾驭企业发展提供了必需的潜质。）
在1994年企业获得喘息之际，王东升就成立了平板显示项目预研小组。不过，平板显示有3个可能的技术发展方向——等离子显示、场致发光显示和液晶显示。何去何从？没有答案。
1995年访问日本时，得到了夏普公司的一个小礼品——液晶显示的小闹钟。这使王东升依稀看到了希望和方向。
在反复论证的基础上，王东升最终决定选择以半导体技术为基础的液晶显示（TFT—LCD）技术路线，并从1998年开始布局。此时，日韩等国企业实现液晶显示量产也没几年。
如何进入这一显示行业技术最前沿的领域？京东方在苦苦寻找入门的途径。
自己从头开始研发？不现实。技术储备太薄弱。合资生产？此时垄断市场的外国巨头们不太愿意，王东升也不愿意，他想自主地掌握技术。“我们同松下合资生产彩色显像管十几年了，人家从来不给我们核心技术（直到20年合资期结束也没给）。”
此时，京东方手头有钱了。1997年在深交所上市后，手里掌握着几十亿元的现金流。
（在董事会上，曾有人提议搞房地产，王东升坚决不同意：“我们不仅是电子行业的大型国企，还有军工企业的血脉，甚至还搞过‘洋务’。我们的血管里流动的是‘产业报国’的热血！”）
手握巨资探寻着切入口。
不久，一个契机不期而遇。亚洲金融危机使韩国现代集团陷入债务危机，被迫宣布出售旗下的液晶显示业务。
“这可能是个稍纵即逝的历史性机遇。我们需要的，不仅是一个产品的生产转让，而是一个技术体系，是整套技术创新的体制。如果把那家企业的生产线连同生产技术体系一起并购，可以把中国的显示技术一跃提升15年。
然而，在多次董事会上，主张尽快并购的王东升都是极少数。有一次，董事会持续了10多个小时，也没形成决议。因为多数人们认为市场的技术方向尚不明晰，偏执于液晶显示，风险太大；有人认为液晶显示技术水平太高，企业消化不了；有人认为对方出价5亿元美元，企业财务包袱太重；等等。有关政府部门和业界权威也不看好这桩兼并生意。
“我苦思冥想，设想出各种可能的极端情况。有一天，我在浴缸里泡了十几个钟头，打了几十通电话，都快泡虚脱啦。我的头发以前有些花白，经过那几天，全白了。”
“最后，还是说服董事会，决定破釜沉舟。”
尽管有台湾企业搅局，尽管在韩国遇到一些阻力，2003年1月，京东方还是以3.8亿美元，全面并购了这家企业，获得进入液晶显示产业所必需的生产设备、技术储备、专利资源等要素，还有120名工程师。
在北京亦庄的第一条5代线安装与调试阶段，京东方把韩国那家公司的上百名工程师请到现场，两个中国年轻技术骨干跟一位韩国师傅贴身学艺。韩国人性子急，有中国徒弟不够专心不够认真时，直接就抽耳光。
2005年5月，第一条液晶显示的5代线开始量产。这意味着中国的彩电第一次可以用上自己生产的面板。国际市场液晶面板的价格应声下降30%！
这条5代线是京东方的“实验室”，是“技术黄埔”，使京东方在短时间内全面掌握了液晶面板的生产技术。
消化之后是创新。2005年京东方的授权专利是75件，2010年超过1000件，2014年达5000多件。京东方专利授权量自2014年以来一直是中国企业的前十，有时前五、甚至前三；也进入了世界企业的前20名。
要知道，与华为、中石化、国家电网等庞然大物相比，京东方的块头并不大，直到2019年，其销售额才过千亿元。可见，它的技术探索是多么地顽强！
（2016年，京东方的一位高管告诉我说：我们现在的技术水平可以说与国际巨头并驾齐驱。即使在最新潮的大尺寸OLED（有机发光二极管。OLED屏幕可弯曲、轻薄、抗衰性能强、色彩更加浓艳等优点，最广泛应用于智能手机）生产方面，我们与三星也没有什么技术的差距。要说有差距，最多也就是两三个月，因为人家三星的良品率比我们高一些。这是工艺水平的历史积淀呀。）
到2010年前后，曾辉煌一时的彩色显像管被液晶显示打得片甲不留。当年几家响当当的企业选择了背投和等离子显示技术，资金打了水漂，企业也没落了。而一家从头开始自己研发液晶显示技术的企业，也没能撑住几年。
“赌对啦！其实也不是赌，因为没有别的出路。我一直执念，半导体才有未来。并购韩国企业更是我们‘惊险的一跳’。蛇把象吞了，也艰难地消化啦。”
回顾当年决策过程，王东升依然心潮难平，不禁热泪滚滚。
王东升的热泪，流给命运多舛的京东方。
2003年6月投资100多亿元建造5代线时，世界上尚无6代线，京东方尚有几千万元的盈利。可是到2005年时，情况却急转直下。一是产业周期的缘故，二是外资厂商有意打压，韩国、日本等厂商的5代线产能集中释放，产能过剩导致价格急剧下跌。2005年、2006年，京东方分别亏损15.87亿、17.71亿元，再亏损就要被ST啦。加之海外上市融资计划受挫，企业的现金流干涸了。
京东方命悬一线，王东升内外交困。
举步维艰的京东方只好卖掉了持有的冠捷股份，获25亿元以渡过难关。王东升至今为此心痛不已。
这时，国家也伸出援手。建行北京分行联手8家银行给京东方提供贷款。
京东方“死里逃生“！
还没容得喘上一口气，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液晶面板市场再次崩盘，半年里价格下降了60%。正在扩张的京东方却面临开建4条生产线、近千亿元的投资压迫。
液晶显示是“高技术、高投资、高风险”的项目：一条5代线需要投入100亿元左右，一条6代线需要200亿元左右，一条8代线需要300亿元左右。
京东方又一次滑到了悬崖边。2010年，亏损20亿元，2011年，又亏损7个亿。
这时，为了发展基础性战略性产业，国家伸出了援手。有关部委和北京市以科技创新奖励、退税、为商业贷款背书等措施，帮助京东方艰难地渡过了难关。2012年京东方勉强盈利2.5亿元。
连续亏损却连续巨额投资的京东方，被资本市场诟病为“烧钱王”、“铁公鸡”。对此，王东升一脸苦笑。
“有人指责京东方‘高亏损、高融资、高扩张’，可是，不做到行业前三、甚至不做到行业老大，随时都有可能被洗牌。当年的日本夏普怎么样？我们那时候不扩张做大，就会被跨国公司挤压死掉（2008年那次液晶面板市场萧条，全球二十几家生产企业，一下子就被洗掉了十几家）。京东方建十几条生产线，需要几千亿的资金。我们是搭上身家性命咬牙坚持，我们是破釜沉舟自断退路。
“说实话，鄂尔多斯是高性能显示面板（AM—OLED）的理想产地吗？但我去那里人家可以给几座煤矿。我当然不会去卖煤，但转手给北京能源集团，就可以变现。如果没有那笔钱，我们那年势必亏损，就会被ST，就会造成资金链断裂。”
“有人说京东方是‘不死鸟’，我们命大呀！当然，我们感谢国家部委和北京市政府的鼎力支持。“
2016年2月，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温文尔雅的王东升袒露自己的心路历程：
“在并购之初，我设想过各种风险、各种可能的极端情况；但没想到市场竞争是那样地血腥、那样地惨烈！
“在这十多年里，京东方可以说是随时都命悬一线。我也反省过自己：是不是我的决策过于激进？是不是我们企业的确没能力消化最先进的技术？是不是我们还没有本事与跨国公司一决高下？
“不瞒你说，在最困难、近乎绝望的时刻，我曾有跳楼的念头。当然，那只是瞬间闪念。
“我不会倒下。我坚信京东方选择的道路！京东方能活下来，在于我们的专注与执着，当然还有创新。”
对京东方今天的成功，王东升淡淡地说：“这是我们产业人、搞显示的人做的应该做的事情。当然，我们不是为了做面板而做，我们是为了改变这个世界而做。”
王东升于2019年退休了。他在职业生涯内提交了一份近乎完美的“答卷”。
（也许因为王东升是个不事张扬的人，也造就了京东方的低调风格。2016年初总书记视察重庆京东方后，央视记者电话联系要采访企业。当听说京东方的总部在北京后，竟脱口而出：“北京还有这样的企业？”
京东方是北京市国资委下属的投资集团的下属子公司。如果京东方是一家央企的话，会怎么样？当然，历史没有假设。）
我一直认为，相比于王东升的巨大贡献，社会对他是有所亏欠的，没有给他以应有的鲜花与掌声、荣誉与奖掖。
这是一个执着于产业报国、功成却没有名就的“殉道者”！
我们不应该忘记王东升！他的名字应该进入中国改革开放、起码是应该进入中国企业筚路蓝缕凤凰涅槃的史册中！
外一篇
企业家找不找
市长？当然要找！
采访本上的中国往事（选载）
重庆京东方第6代amoled柔性显示生产线
有句流行的话提示企业家要转变观念，“找市场，不要找市长。”
京东方董事长王东升却认为：“企业家怎么能不找市长呢？当然，要找明白的市长。”
王东升这话是有道理的。企业要做大做强，怎能离开政治资源呢？其实，一个成功的大企业家，一定程度上就是相当精明的政治家。
王东升是个谦逊的人。
他一再强调，京东方能多次化险为夷并且取得了行业的话语权，固然源于企业决策果断、上下一心、转换体制、埋头苦干，但也是国家产业政策支持和扶植的结果。
王东升一直感恩一些国家部委和北京市政府在企业生死关头的保驾护航，但他心心念念着两个人：孙金龙、黄奇帆。
王东升主张做企业的人，要“从月球看地球”。
“没有10条线，谈不上话语权。”当第一条5代线在北京亦庄量产并立即遭到跨国公司围剿之际，王东升就明确：液晶显示是个快速洗牌白热化竞争的行业，要真正取得话语权，首先必须做大，占据一定的市场份额。尽管我们是北京市的企业，但必须走向全国，未来还要走向世界。
渡过了二〇〇五年、〇六年的市场危机之后，京东方开始在国内选点布局。液晶显示是非常受欢迎的朝阳产业，京东方与一些地方政府“把酒言欢”。
可是，跨国公司不愿看到中国企业做大做强。京东方走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他们的技术优势、资金优势、市场优势打动了中国的地方政府，与京东方达成的初步协议随风飘零了。
一年多下来，京东方竟一个项目也没谈成！当然，把京东方搅出局后，跨国公司却并没有去那些地方投资。
这时，就在京东方举步维艰之时，合肥市政府找上门来，欢迎京东方去合肥投资，并表示将尽最大可能做好服务。这对于京东方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
现在，人们称赞合肥市政府为“最牛风投政府”，化解风险，在关键时刻引进了一批关键项目，成为跨越式发展的成功范例。
合肥的人们似乎有一个共识：这种“大手笔”起自于2005年前后。当时孙金龙任合肥市委书记。
在报社安徽站站长白海星的引见下，我见孙金龙书记两次。一次是在市委食堂吃晚饭，记得那天没喝酒；一次是在市委机关一间小会议室聊天。
坦率地说，见面聊天（也算是一种采访）后的印象并不深刻。孙书记大讲：合肥是全国著名的白色家电产地，但我们要选准承接产业；合肥的产业、人才、资金等方面的基础并不强，不能坐等人上门；合肥的城市框架不适应现代大工业发展，要动大手术，等等。当时，我的感觉是，孙书记团干部出身，有激情，有冲劲，有胆量。如此而已。
实践的发展证明：我错啦！
尽管京东方急于布点投资，但王东升首先同孙金龙谈液晶显示是高技术、高投入、高风险项目，谈投资中的各种风险。孙金龙则一一接招，在土地价格、配套保障、员工选拔、能源供应等方面，合肥市尽可能地提供政策优惠。
最棘手的是资金！
那时的京东方手头没钱，合肥市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不过300多亿元。
此时，孙金龙书记撂下了一句狠话——“砸锅卖铁，也要干成这事。”据说，为了京东方项目的落地，合肥市暂缓了地铁项目。
175亿元的投资，由市政府出面协调银行贷款85亿元；余下的90亿元，由京东方向5个合肥国资系的战略投资者发行股票等形式筹集。
2010年11月，这条6代线投产。不仅解决了合肥当地家电企业每年五六百亿元的液晶显示屏采购问题，还带来了产业链上游的住友化学、康宁、三利谱等诸多企业落户合肥。
王东升感念合肥，感念孙金龙书记。2012年，在合肥投资280亿元建8.5代线，这是京东方在北京之外的第一条高世代线；2015年，在合肥投资460亿元建10.5代线，这是当时世界上最高世代线。项目量产后，合肥成为全球最大的液晶显示生产基地。
（液晶显示屏世代线代数，是按照生产显示屏使用的玻璃基板尺寸来界定的。不同世代线之间，技术上并没有革命性的进展，但其世代线代数越高，生产出来屏幕就越大，工艺上的难度就越高，可实现的经济切割尺寸就越大，利用率就越高。如5代线的玻璃基板尺寸是1100*1300mm、8代线是2200*2500mm、10.5代线是3370*2940mm。）
就这样，京东方前后在合肥的投资额超过千亿元，而且带动了一批上下游企业落户合肥，形成了一个年产千亿元的产业链。据悉，合肥市国资系公司先后在京东方项目上投资478亿元，目前退出部分已盈利二三百亿元。
京东方是合肥市第一个“试水”项目。与此同时，孙金龙们多方出击。
在后来的采访中，我听到这样的一个故事。
合肥市翻遍了自己的“家底”，盯住了一个人——杨元庆。
联想集团那时仍是中国企业家“教父”柳传志掌舵，据说也没有投资合肥的意愿。但其接班人杨元庆出生于合肥，在中国科大取得的硕士学位。合肥市政府大打“乡情牌”，一个招商团队“贴身服务”了两年多。杨元庆主政联想后，调整了企业布局，在合肥投资成立了联宝科技，其笔记本电脑的产量占全球的1/8，成为京东方液晶面板在合肥的主要采购商。这个联宝科技现在一年的销售额就超过上千亿元，还不算带来的配套产业。
还有后来的以蔚来为代表的新能源汽车板块、以长鑫存储为代表的半导体产业链等，合肥市的招商引资卓有成效。
2000年，合肥GDP369.2亿元，全国排名80名之外；2020年，合肥GDP首次突破万亿元人民币，排名全国第20位。
据朋友介绍，合肥人把孙金龙视为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在他调离安徽后，有一些合肥的干部们多次专程去看望他。
与急迫地想在合肥投资建厂不同，王东升对重庆市政府投来的“橄榄枝”起初并没有多大兴趣。因为京东方已经把成都作为西南的生产基地，并于2007年投资30多亿元在成都投产了一条4.5代液晶面板生产线（2015年又把国内第一条、世界第二条6代AM-OLED可折叠柔性面板生产线落户成都）。
然而，市长黄奇帆的“产业链集群”，使王东升兴趣盎然。
重庆成为世界笔记本电脑生产基地，是市长黄奇帆的“神来之笔”，几乎令所有人拍案叫绝。
2008年访问美国时，黄奇帆市长建议惠普公司将笔记本电脑的生产基地放到重庆去。惠普提出了关键的物流问题，因为重庆毕竟远离海岸上千公里。现代社会主要生产活动都在离海岸线200公里范围内进行，尤其像笔记本电脑这样档次更新快、交货期短的产品。
黄奇帆承诺：“重庆有能力保证一个整机所需要的零部件80%本地化，使得零部件运输几乎没有物流成本，剩下20%极少的战略物资在世界范围内配置。如果三年后未能兑现承诺，由此引发的全部物流成本全部由重庆补贴。”
黄市长以神奇的魅力，说动了富士康、广达、华硕、宏碁等代工厂落户，通过“母鸡带小鸡”，一年内就招揽到全球300多家笔记本电脑零部件大型厂商中的半数落户重庆。最终，惠普公司将4000万台电脑生产基地放在重庆。
“一个笔记本电脑有一千多个零部件，如果实现本地化就没有航空运费，几乎等于零距离。现在的世界谁拥有零部件加整机一体化基地，谁就站在世界供应的高地上。”
黄市长看得很透彻。重庆抓紧机场扩建，保证大型客货机的起降，又开通与深圳盐田港的“铁水联运”；而且，率先开通了重庆到欧洲的班列，这是全国最早的“一带一路”沿线班列，继重庆之后，成都、西安、武汉、青岛等地才纷纷开运。
每年2亿部智能手机、6000多万台笔记本电脑 、1000多万台影音设备，这个万亿级的产业集群需要多少液晶面板呀！
更让王东升心动的是，黄奇帆的融资策略。
黄市长铁定要引进京东方。“京东方作为中国最优秀的液晶面板公司之一，在世界生产能力排名第五（2013年时点），而中国一年要进口液晶面板1800亿美元。看准这个方向，就要有勇气投资，效益一定会好的，所以我们请他来投资。”
黄市长当然知道京东方没有现金，他一口承诺重庆方面解决资金问题。
但是，这不是给现金那么简单，而且政府也不可能直接给钱；因为如果投资失败了，政府赔不起。
黄市长对投资一条8.5代线需要的300多亿元资金是这样安排的——重庆市国有投资企业购买京东方定向增发的150多亿元的股票，通过银行融资解决130多亿元，再加上几个战略投资者的投入。
这么大的项目，3个月谈成签字，半年内重庆方面完成了各项审批手续，16个月建成投产，一年的销售额达到500亿元。
吸引了千亿元的产业落地之外，精明的黄奇帆还大赚了一笔。随着京东方股价上升，当时投资的重庆国企赚了200多亿元。用这钱成立了一个基金，吸引一些国家级投资机构注入资金，最终形成800亿元的规模。这800亿元可以撬动2倍左右的社会资本。什么叫战略眼光？
黄奇帆对京东方的诚意是“发自肺腑”的。
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因时间关系只能看一个制造业企业。黄奇帆没有推荐重庆本地土生土长的企业，而是郑重地推荐了重庆京东方。当天晚上，黄市长打电话给王东升，向他介绍了总书记在听取重庆市委市政府汇报后做指示时，对京东方的高度赞扬。过了一段时间，王东升又接到黄市长的电话，“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省部级研讨班上又一次表扬了你京东方”。
王东升很动感情地说：“黄市长，真人也！”
在重庆，京东方先后投资了上千亿元。
有人喋喋不休地阐述中国不需要产业政策；而且，世界上就根本没有成功的产业政策。产业都是市场自发形成的，资本会自发地流向成本洼地和价值高地。国内外政府规划的产业政策都是失败的。
是这样吗？
合肥的“风投招商”和重庆的“产业链集群”，都不是市场的自发行为。如果坐等市场“自发”，这些企业和产业可能猴年马月也到不了。
这些成功实现产业聚集的案例，一个共同点就是书记市长看准时机，先行一步，化解风险，大胆投入，获得了开创性的成就。
当一个产业兴起的时候，即使是沿海的一线城市，也未必占据多大的优势，内地城市在新兴产业刚发端时就集中投入，可以做到和沿海同步发展，甚至实现领跑。如果举棋不定，左顾右盼，错过了“窗口期”，等到新业态格局固化时再去沿海省份招商引资，势必事倍功半。
有专家断言，内地城市投资新兴产业，与沿海城市并跑的窗口期，也就三五年的时间。
谁说中国不需要产业政策？
不过，这种产业政策不是一批技术官僚坐在办公室里反复论证、层层报批的结果；而是具有远见卓识的“市长”们，准确把握产业发展规律，抓住稍纵即逝的市场机遇，果敢决策实施，大胆配置资源，抢占产业转移的制高点。
所以，企业家不仅要找市场，也要找市长。当然，要找明白的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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